5月18日，血管功能支部舉行主題黨日活動，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就該論著中相關篇目進行了學習討論。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

鑒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破壞的教訓，“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大會共進行了8天，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中央局向大會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張國燾報告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議會行動議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９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鄧中夏、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三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黨的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

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一、討論黨綱草案；二、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三、選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黨的三大結束的當天，代表們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揮下高唱國際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在雄壯有力的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了。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是中共四大宣言和決議案。新華社發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是中共四大宣言和決議案。新華社發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國共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秾τ诿褡甯锩\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盁o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于工農聯盟，《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國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并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著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給大家，并作了系統發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于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后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